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主要表现为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它们的审查内容并不重合。
全国人大代表的总人数为2900多名，获得一半以上的赞成票应非难事，故而表决时通常波澜不惊，少有人对此特别关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大代表在实际审议时，严厉的批评现象极为少见，即便有表决，结果也都是同意或满意。
（二）八二宪法和1983年《法院组织法》在表述上的差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前忽视法院建设的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逐渐纠正。关键词: 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上述这些讲话为理解法院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条较为可靠的路径。[30]该学者的上述解释自有其道理，但这一解释也告诉我们，依据该宪法条款，同样可以推导出法院对人大负责有报告工作或不报告工作这两种不同的做法，而法院系统选择的是前一种做法。江华当时之所以提出如此豪迈的建议，与全国人大对司法工作的关注有密切的关系。
谢小剑：人大审议司法机关工作报告的实证研究，《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第117－129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及反右运动，彻底清洗了旧的司法理念在新中国的存在，党的领导、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新的话语逐渐成了法律界的不二信条。（二）对部门排除说的反驳 部门排除说的核心论题在于对应急管理制度中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冲突处理，其问题在于误解了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适用关系，这里既可能存在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优先关系，也可能存在补充关系。
然而，该法第52条却仅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应急征用主体，同时，在此次疫情中，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45条的规定，应急征用主体同样不包括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在全国层面，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2条要求征用机关及时主动返还财产、补偿损失，但是并未对其他程序要求做出进一步规定。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91号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审查模式，在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特殊情形下，被告的行为构成证明妨碍，此时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客观举证责任，原告只承担主观举证责任，同时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20]至于征用国有财产是否需要补偿的问题，也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11]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之前的单行法对补偿有不同规定，之后制定、修订的法律对补偿的规定若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2条的规定不一致时，都应当参照该条。有观点认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2条并未规定具体行为规则，而是规定参照、援用其他法律条文或法规的规则，应当属于准用性规则，可以结合被援用规则以及有关特别法，来确定政府部门是否具有应急征用权。
[4]参见王旭坤：《论紧急状态的宣布时刻——以我国突发事件的预警响应为分析对象》，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应急管理领域的基础法律，其中对突发事件要件和程序的法定化解决了应急征用实施时的公共利益辨别难题，明确了应急征用行为启动的时点。（2）霍乱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9例以下。应对活动的范围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过程，而应急处置和救援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特别牺牲则指少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而作出的牺牲。财产所在地的征用范围与突发事件属地管理的组织原则相一致，即要求本区域的应急主体对突发事件做出及时处置，相应的征用行为也要针对本区域可获取的财产进行。[35]循此思路，行政机关可以参照征收补偿程序，在征用补偿中主动与相对人协商，无法及时达成协议的，仍要先作出征用补偿决定。与此同时，在地方的立法实践中，汕头、海口等地的行政程序规范将一般行政程序规定适用于行政征用，或者专章规定突发事件应急程序。
[23]由于紧急事件真实发生、迫在眉睫，非常法律比常态法律更能维护公共利益，但也正是由于非常状态的特殊性，必要在非常状态下的适用，要比在正常状态下更为苛刻。该法第52条位于第四章（应急处置与救援），是仅适用于应急处置和救援主体的特殊规定。
[19]参见王敬波：《略论政府应急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其次，私有财产征用的法律保留原则并不适用于国有财产。
即使在疫情中，也不可能因一线医生需要口罩，而征用危险环境中市民所必需的口罩。应急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负担平等，也就是少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应该由国家进行补偿。《司法部关于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征用主体应当对征用相关场地、设备、物资的……尽到保护义务。王磊：《法律中征用条款的合宪性分析——从疫情防控对国有财产的征用切入》，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3期。[1]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后，征用行为与征收行为彻底分离，成为一个清晰、独立的法律概念。[8]根据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V级）：（1）腺鼠疫在一个县（市）行政区域内发生，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10例。
我国《立法法》8条第7项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事项只能制定法律。[22]笔者则认为，征用权行使区域的判断标准应当是被征用财产所在地，而非被征用财产权利人的住所属地，立法上只限制跨区域征用的行为，并没有所谓过境物资的概念。
以往虽然较少发生国有财产被征用的情形，原因在于公共利益同等的实质考量或者内部组织约束等因素，但无论规范上还是法理上均未对此作出禁止。通过对上述规定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行政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基本要件，可以初步明确，应急征用实施的基本法律程序应当包括征用审批、送达决定、清单登记、财产返还和补偿。
因此，需要联结该法第11条的比例原则并延伸出更细化的合理性标准，同时通过应急管理制度的体系性考察来补充相关程序规范，藉此维系应急征用合法性的基本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疫情防控的紧迫程度和物资需求程度是同等的，若没有特殊情形，自然不得征用运往其他地区的过境应急物资。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可以明确，比例原则是采取各项应急管理措施的必要考量，它同样贯彻于应急征用实施中。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结构上看，12条属于总则中的条款，第52条属于第四章（应急处置与救援）中的条款，它们是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之间的关系。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物资服务于公共利益，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征用物资的目的也是公共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甲市疫情防治并不高于作为公共利益的乙市疫情防治，公共利益不能作为限制公共利益的理由。作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下位法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只有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才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4]参见前注[13]，胡建森书，第405页。另外，为贯彻征用必有补偿的制度目的，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2条中的补偿规范可视为对该法制定前其他法律中所欠缺的或者不完善的征用条款的弥补和修复。
根据我国《立法法》8条第5项的规定，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强制事项，只能由法律专门规定，而不得通过对财产权限制条款的扩大解释得出。[36]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在发展经济与保障生命这两个选项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全力抢救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如我国《反间谍法》11条第2款中的国家安全机关、我国《消防法》45条中的消防救援机构、我国《防洪法》45条第1款中的防汛指挥机构，等等。基于该条内容和结构的规范分析以及应急管理制度的体系性考察，应当明确，应急征用权限的法定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应急职能部门。
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期限不同于民法上围绕请求权和形成权生成的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而是为维护公法管理秩序稳定而创设的权利存续期限，如工伤认定申请期限或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相关权利在法定期限内未予主张就会消灭。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2条规定应急征用针对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更确切地说，是财产的使用权。[14] 不可归还说认为，消耗品如果适用征用，是根本谈不上归还的。[29]章剑生：《作为担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内部行政法》，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
发生全国性或跨区域的突发事件时，这种紧急状态也是全局性的。[23]如果说，关于法定主体和运行范围的法释义是为了发挥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因而更注重法律的意图和目标，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政策路径，体现出将法律视为政府机器组成部分的功能主义风格，那么，法律控制则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并因此关注法律的规则取向和概念化属性，反映了关于法律自治理想的规范主义风格，以及对分权理想和使政府服从法律的必要性的信念。
若后一类疫情中恰好缺少某种常规治疗药品，符合我国《传染病防治法》45条规定的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的法定情形，却不属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条例》所规定的应急征用场景，就只能由县级以上政府来实施征用。由于我国现行法上对国有财产的征用和补偿并无法律保留的限制，只需通过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予以明确即可，如《太原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物资、场所办法》26条第2款就规定：对行政机关原则上不予补偿，但如有损失，影响正常工作的，财政部门应当予以优先配置。
[25]汪迎兵、毕金平：《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的同业监督机制：机理及适用》，载《江淮论坛》2020年第2期。[5]参见刘连泰：《疫情防治中的征用问题：以甲市征用乙市口罩案为例》，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3期。